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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【台灣攜手 ICHOM：價值醫療的下一步，不只是「治病」，而是「治人」】

2026年9月21日
2025 年 12 月 6 日，SNQ 國家品質標章與國際健康照護成效評估聯盟（ICHOM）簽署策略合作備忘錄，台灣也成為 ICHOM 在亞洲的第一個策略夥伴。這項合作的意義，不只是台灣醫療品質與國際標準接軌，更代表我們正在重新思考一個最根本的問題：什麼才是真正「好的醫療」？過去，我們習慣用存活率、檢驗數值、影像結果、住院天數等臨床指標來判斷治療是否成功。但對病人而言，真正重要的問題可能是：治療後，我能不能自己走路？能不能正常吃飯？能不能回到工作與家庭生活？疼痛是不是減少了？我是不是還能維持有尊嚴、有品質的生活？這正是「價值醫療（Value-Based Healthcare）」最重要的精神。 Michael Porter 與 Elizabeth Teisberg 所提出的價值醫療概念，核心就是：病人在意的健康成果 ÷ 為取得這些成果所投入的照護成本。換句話說，醫療真正應該追求的，不只是做了多少治療，而是這些治療到底為病人創造了多少真正有意義的健康成果。而 ICHOM 積極推動的 PROMs（Patient-Reported Outcome Measures，病人回報成果量測），正是讓「病人的聲音」正式進入醫療決策的重要工具。PROMs 透過標準化方式，直接了解病人對生活品質、身體功能、症狀以及治療後生活狀態的感受。目前已被全球超過 40 個國家採用，也逐漸成為國際醫療品質評估的重要基礎。我認為，這個觀念不應該只停留在醫院端。對台灣的新藥、生技與醫療科技產業而言，PROMs 更應該從早期研發與臨床試驗階段就開始導入。因為一項新藥即使讓腫瘤縮小、檢驗數值改善，甚至達到統計上的主要療效指標，但如果病人因此無法進食、失去自主活動能力，或者生活品質大幅下降，那麼我們仍然必須問：這真的是病人想要的治療結果嗎？這也是「治病」與「治人」之間最大的差別。從產業角度來看，這更是一項重要的全球競爭力。未來的新藥與醫療科技競爭，將不只是比較...

#【台灣攜手 ICHOM：價值醫療的下一步，不只是「治病」，而是「治人」】

2026年9月21日
2025 年 12 月 6 日，SNQ 國家品質標章與國際健康照護成效評估聯盟（ICHOM）簽署策略合作備忘錄，台灣也成為 ICHOM 在亞洲的第一個策略夥伴。這項合作的意義，不只是台灣醫療品質與國際標準接軌，更代表我們正在重新思考一個最根本的問題：什麼才是真正「好的醫療」？過去，我們習慣用存活率、檢驗數值、影像結果、住院天數等臨床指標來判斷治療是否成功。但對病人而言，真正重要的問題可能是：治療後，我能不能自己走路？能不能正常吃飯？能不能回到工作與家庭生活？疼痛是不是減少了？我是不是還能維持有尊嚴、有品質的生活？這正是「價值醫療（Value-Based Healthcare）」最重要的精神。 Michael Porter 與 Elizabeth Teisberg 所提出的價值醫療概念，核心就是：病人在意的健康成果 ÷ 為取得這些成果所投入的照護成本。換句話說，醫療真正應該追求的，不只是做了多少治療，而是這些治療到底為病人創造了多少真正有意義的健康成果。而 ICHOM 積極推動的 PROMs（Patient-Reported Outcome Measures，病人回報成果量測），正是讓「病人的聲音」正式進入醫療決策的重要工具。PROMs 透過標準化方式，直接了解病人對生活品質、身體功能、症狀以及治療後生活狀態的感受。目前已被全球超過 40 個國家採用，也逐漸成為國際醫療品質評估的重要基礎。我認為，這個觀念不應該只停留在醫院端。對台灣的新藥、生技與醫療科技產業而言，PROMs 更應該從早期研發與臨床試驗階段就開始導入。因為一項新藥即使讓腫瘤縮小、檢驗數值改善，甚至達到統計上的主要療效指標，但如果病人因此無法進食、失去自主活動能力，或者生活品質大幅下降，那麼我們仍然必須問：這真的是病人想要的治療結果嗎？這也是「治病」與「治人」之間最大的差別。從產業角度來看，這更是一項重要的全球競爭力。未來的新藥與醫療科技競爭，將不只是比較...
高價值學名藥：台灣醫療韌性和病患可近性的另一關鍵要素

2026年7月3日
長期以來，醫療健康產業一直是全球各國國家戰略發展的重要支柱。其重要性不僅在於治療疾病，更在於它直接影響著國民健康、勞動生產力、家庭照護負擔、社會福利支出，以及整體經濟與社會的長期穩定。一個國家的醫療健康體系，唯有在國民有需要時，能夠取得安全、有效且可負擔的藥品，才能真正建立起堅韌的全民健康保障框架。因此，醫療政策、醫療傳遞系統和藥品供應鏈從來不是孤立的議題，而是維繫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的集體基礎。在生物技術與製藥產業中，研發創新藥品的能力，通常被視為一個國家科學實力、臨床研究能力與資本市場成熟度的重要展現。從新穎靶點、嶄新作用機制到細胞與基因療法，創新藥品代表了一個國家回應未來醫療需求的能力。另一方面，學名藥的重要性也同樣不容忽視。如果說創新藥品展現的是研發與原創性，那麼學名藥則體現了製造能力、品質管理、法規審查、商業化效率，以及藥品供應鏈的整體韌性。以美國為例，學名藥在處方藥品總量中已佔90%以上。這並非意味著創新藥品不重要，而是說明了一個成熟的醫療體系，必須同時具備雙重能力：一方面持續推出突破性的創新藥物，另一方面也要確保更多病患能夠透過品質可靠的學名藥，獲得長期、穩定且可負擔的治療。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（FDA）也指出，學名藥的競爭有助於降低治療成本，並增加患者取得藥物的機會¹。台灣的情況亦是如此。衛福部過往公布的資料顯示，學名藥在健保給付藥品總量中佔比超過七成。儘管其在總藥費支付金額中的佔比較原廠藥為低，但正是因為學名藥承擔了大量慢性病和常見疾病的常規治療，健保有限的資源才更有餘裕，得以分配給癌症、罕病等醫療需求高的領域²。因此，學名藥不應僅僅被視為「廉價的替代品」。在人口老化、慢性病盛行率高、醫療支出持續攀升的環境下，學名藥是維繫醫療可近性與健保永續性的關鍵工具。此外，高價值學名藥、高技術門檻學名藥和特殊劑型藥品，更涉及複雜的製造工藝、品質管控、法規要求和臨床使用需求——它們不能純粹以低價邏輯視之。台灣擁有符合國際GMP標準的製藥產業，眾多本土藥廠也持續投入學名藥的研發與生產。然而，並非所有具備高技術門檻、小量需求或特殊劑型的藥品都適合國內廠商獨立開發與生產。對於某些急重症、罕見疾病、腫瘤、神經精神疾病，或複雜劑型產品而言，透過具備品質保證的國際合作，引進在成熟市場已累積法規與製造經驗的高價值學名藥，將有助於彌補台灣藥品供應的缺口。真正值得關注的，並非藥品來自哪個國家，而是它是否符合以下幾個核心標準：第一：其品質與法規標準是否可靠。第二：供應來源是否穩定且可追溯。第三：是否具備合理且永續的價格結構。第四：能否建立多元化的供應與風險備援機制。第五：是否真正回應了未被滿足的臨床病患需求。這也是近年來台灣藥品市場開始出現的新型態商業模式：不再只是傳統的藥品授權或單一品項的引進，而是以市場准入、法規策略、醫療需求評估、供應鏈規劃和商業執行為中心，系統性地引進具備臨床價值的高價值學名藥。以 Tivoli Therapeutics 為例，近年來該公司專注於高價值學名藥與特殊劑型產品的引進，公開資料顯示其已建立了涵蓋超過30個分子的產品組合，橫跨利基學名藥、高門檻藥品和加值型劑型。同時，它也與歐洲藥廠在台灣市場展開合作，並計劃進一步拓展亞洲市場³。這類企業的價值，不僅在於將產品帶入台灣，更在於能否透過精準的產品篩選、嚴謹的品質審查、專業的註冊與市場准入策略，將全球優質的藥品資源，轉化為台灣病患可及的實際治療選項。身為一位長期投身生技醫藥產業與國際市場策略的顧問，我很榮幸能協助 Tivoli Therapeutics 在台灣及東南亞市場的戰略發展。我所期待的，不僅僅是一家企業的成長，更是台灣能逐步建立一個更成熟的高價值學名藥引進與供應體系。創新藥品讓我們看見醫學的未來；而高品質的學名藥，則讓更多患者得以負擔並持續當下所需的治療。對於台灣而言，真正健全的藥品政策，不應該在創新與學名藥之間被迫做出選擇，而是應該同時強化在地研發、在地製造、國際引進與供應韌性。唯有如此，台灣才能在追求生技創新生醫進步的同時，確保每一位病患在用藥時，都能取得安全、有效、可近且可負擔的治療。註腳 ¹ 美國FDA指出，學名藥佔美國處方藥總量的90%以上，學名藥的競爭有助於提高藥品的可近性和可負擔性。 ²...

高價值學名藥：台灣醫療韌性和病患可近性的另一關鍵要素

2026年7月3日
長期以來，醫療健康產業一直是全球各國國家戰略發展的重要支柱。其重要性不僅在於治療疾病，更在於它直接影響著國民健康、勞動生產力、家庭照護負擔、社會福利支出，以及整體經濟與社會的長期穩定。一個國家的醫療健康體系，唯有在國民有需要時，能夠取得安全、有效且可負擔的藥品，才能真正建立起堅韌的全民健康保障框架。因此，醫療政策、醫療傳遞系統和藥品供應鏈從來不是孤立的議題，而是維繫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的集體基礎。在生物技術與製藥產業中，研發創新藥品的能力，通常被視為一個國家科學實力、臨床研究能力與資本市場成熟度的重要展現。從新穎靶點、嶄新作用機制到細胞與基因療法，創新藥品代表了一個國家回應未來醫療需求的能力。另一方面，學名藥的重要性也同樣不容忽視。如果說創新藥品展現的是研發與原創性，那麼學名藥則體現了製造能力、品質管理、法規審查、商業化效率，以及藥品供應鏈的整體韌性。以美國為例，學名藥在處方藥品總量中已佔90%以上。這並非意味著創新藥品不重要，而是說明了一個成熟的醫療體系，必須同時具備雙重能力：一方面持續推出突破性的創新藥物，另一方面也要確保更多病患能夠透過品質可靠的學名藥，獲得長期、穩定且可負擔的治療。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（FDA）也指出，學名藥的競爭有助於降低治療成本，並增加患者取得藥物的機會¹。台灣的情況亦是如此。衛福部過往公布的資料顯示，學名藥在健保給付藥品總量中佔比超過七成。儘管其在總藥費支付金額中的佔比較原廠藥為低，但正是因為學名藥承擔了大量慢性病和常見疾病的常規治療，健保有限的資源才更有餘裕，得以分配給癌症、罕病等醫療需求高的領域²。因此，學名藥不應僅僅被視為「廉價的替代品」。在人口老化、慢性病盛行率高、醫療支出持續攀升的環境下，學名藥是維繫醫療可近性與健保永續性的關鍵工具。此外，高價值學名藥、高技術門檻學名藥和特殊劑型藥品，更涉及複雜的製造工藝、品質管控、法規要求和臨床使用需求——它們不能純粹以低價邏輯視之。台灣擁有符合國際GMP標準的製藥產業，眾多本土藥廠也持續投入學名藥的研發與生產。然而，並非所有具備高技術門檻、小量需求或特殊劑型的藥品都適合國內廠商獨立開發與生產。對於某些急重症、罕見疾病、腫瘤、神經精神疾病，或複雜劑型產品而言，透過具備品質保證的國際合作，引進在成熟市場已累積法規與製造經驗的高價值學名藥，將有助於彌補台灣藥品供應的缺口。真正值得關注的，並非藥品來自哪個國家，而是它是否符合以下幾個核心標準：第一：其品質與法規標準是否可靠。第二：供應來源是否穩定且可追溯。第三：是否具備合理且永續的價格結構。第四：能否建立多元化的供應與風險備援機制。第五：是否真正回應了未被滿足的臨床病患需求。這也是近年來台灣藥品市場開始出現的新型態商業模式：不再只是傳統的藥品授權或單一品項的引進，而是以市場准入、法規策略、醫療需求評估、供應鏈規劃和商業執行為中心，系統性地引進具備臨床價值的高價值學名藥。以 Tivoli Therapeutics 為例，近年來該公司專注於高價值學名藥與特殊劑型產品的引進，公開資料顯示其已建立了涵蓋超過30個分子的產品組合，橫跨利基學名藥、高門檻藥品和加值型劑型。同時，它也與歐洲藥廠在台灣市場展開合作，並計劃進一步拓展亞洲市場³。這類企業的價值，不僅在於將產品帶入台灣，更在於能否透過精準的產品篩選、嚴謹的品質審查、專業的註冊與市場准入策略，將全球優質的藥品資源，轉化為台灣病患可及的實際治療選項。身為一位長期投身生技醫藥產業與國際市場策略的顧問，我很榮幸能協助 Tivoli Therapeutics 在台灣及東南亞市場的戰略發展。我所期待的，不僅僅是一家企業的成長，更是台灣能逐步建立一個更成熟的高價值學名藥引進與供應體系。創新藥品讓我們看見醫學的未來；而高品質的學名藥，則讓更多患者得以負擔並持續當下所需的治療。對於台灣而言，真正健全的藥品政策，不應該在創新與學名藥之間被迫做出選擇，而是應該同時強化在地研發、在地製造、國際引進與供應韌性。唯有如此，台灣才能在追求生技創新生醫進步的同時，確保每一位病患在用藥時，都能取得安全、有效、可近且可負擔的治療。註腳 ¹ 美國FDA指出，學名藥佔美國處方藥總量的90%以上，學名藥的競爭有助於提高藥品的可近性和可負擔性。 ²...
兩岸生技產業競合：從競爭到共建亞洲創新生態系

2026年6月25日
回顧2016至2025年，全球生命科學發展迎來了典範移轉最關鍵的十年。我將點出數項生技醫療的關鍵性突破，包括免疫腫瘤學的崛起、再生醫學商品化、mRNA技術的進展以及生成式AI賦能藥物開發，這四大浪潮重塑了新藥開發的規則並轉變了產業生態。面對這個歷史性的機會，兩岸生技醫藥產業正處於結構性的關鍵節點，必須從重複性競爭、同質性靶點、惡性價格戰，轉向如何優勢互補，思索如何在2025至2035年黃金十年，共同建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亞洲創新生態圈。為了評估兩岸新藥開發的真正實力，我認為有必要從三個關鍵維度來觀察。在專利品質方面，中國受惠於國家級新藥開發專案，單株抗體、抗體藥物複合體（ADC）、及CAR-T細胞療法專利申請量居全球第二，並已形成全球第二大ADC研發聚落，其核心產業特色是速度與規模；臺灣則在中研院的引領下，走出小而精、深而準的路線，在蛋白質工程、穩定表達系統、癌症訊號傳導途徑及小分子激酶抑制劑等領域，維持著高原創性及學術引用率，這也是臺灣非常驕傲之處。人才方面，中國具有三大優勢：高端海外人才的回流、臨床研究工程師的巨大紅利、大規模的轉化；臺灣則勝在醫師科學家高密度及深厚的國際連結，臨床試驗數據值得信賴。兩者形成精密的齒輪和龐大的動能體系，高效嚙合。最後，在政策治理方面，中國大陸自2017年加入ICH後，推動藥品改革，建立綠色審批通道及國家醫保談判制度，加速了創新藥物在中國和全球的商業化；臺灣自2008年起與ICH標準同步，TFDA審評與FDA審評高度一致，透過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，租稅優惠延長至2031年，使其成為亞洲最值得信賴的法規遵循基地。如果兩岸能在三大領域展現協同潛力，例如，在ADC和多特異性抗體領域，中國在連接子（Linker）和載荷（Payload）技術以及大規模臨床試驗能力上領先，全球70%的活躍ADC公司和產品來自中國；臺灣則在穩定表達系統和抗原篩選上具有獨特之處，兩岸整合將可大幅提升藥物穩定性和安全性。還有細胞及基因療法（CGT）領域，中國大陸約佔全球臨床案例的47%至66%。臺灣則在製程自動化控制與QC/QA方面具有國際優勢，若能合作，有望建立亞洲首個CGT生產品質標準體系。在AI藥物開發和數位醫療方面，中國大陸雖然擁有全球最大的醫療大數據，但臺灣具備世界領先的資通訊能力與AI晶片設計能力，透過演算法＋數據的整合，兩岸合作被視為超越歐美研發體系的關鍵路徑。展望未來，我認為兩岸必須在三條路徑中做出選擇：第一，延續同質性競爭。以PD-1抑制劑為例，中國大陸已上市產品超過十種，導致市場競爭激烈並縮短了新產品的生命週期；第二，保持CRO/CDMO領域的碎片化合作，將缺乏整體戰略一致性；第三，以「亞洲特有疾病」為突破口，共同定義藥物開發標準，建立從研發到臨床再到市場的流通體系，共同爭取全球定價權，這是兩岸佔據全球生醫制高點的唯一途徑。我個人支持第三條路徑。為此，我提出六項具體建議，包括建立兩岸生醫數據互認區，優先針對罕見病、孤兒藥開闢綠色通道；建立兩岸生醫加速器基金，彌補早期研發投資缺口；成立亞洲法規協調小組，啟動CGT與AI醫學審查標準對話；組建CDMO供應鏈韌性聯盟，整合中國大陸產能與臺灣先進工藝；強化生醫青年人才領航計畫，每年培養至少500名具備兩岸視野的高階人才；以及推動中醫現代化及國際化，整合臺灣標準化技術與中國大陸中藥資源。從過去產業合作的實踐角度來看，已證明合適的商業合作模式會產生「1+1>2」的協同效應：第一，我認為可以採行「接力跑」的授權模式，讓臺灣完成早期化合物發現及概念驗證，再授權中國大陸藥企進行多區域三期臨床試驗，將研發週期從12年縮短至8年；第二是CDMO技術輸出模式，結合中國大陸大規模生產與臺灣精細化技術，創造成本與品質的雙重優勢；第三，強化東南亞市場准入聯盟，共同搶佔這個預計人口超過7億、市場規模達500億美元的潛力市場。我也借鑒日本藥企的成功經驗，如第一三共透過ADC技術授權獲得超過60億美元里程碑款，武田透過收購Shire佈局罕見病，以及安斯泰來與輝瑞合作進入全球市場。這些都證明了真正的競爭對手從來不在近場，而是在全球市場。展望未來十年，臺灣的精深必須與大陸的廣闊高遠相遇，唯有如此，我們才能在政策、產業、學術層面，共同推進制度保障、合作專案和基礎研究。兩岸才有機會攜手，引領亞洲生醫創新走向互補、共贏、進階的亞洲黃金十年。

兩岸生技產業競合：從競爭到共建亞洲創新生態系

2026年6月25日
回顧2016至2025年，全球生命科學發展迎來了典範移轉最關鍵的十年。我將點出數項生技醫療的關鍵性突破，包括免疫腫瘤學的崛起、再生醫學商品化、mRNA技術的進展以及生成式AI賦能藥物開發，這四大浪潮重塑了新藥開發的規則並轉變了產業生態。面對這個歷史性的機會，兩岸生技醫藥產業正處於結構性的關鍵節點，必須從重複性競爭、同質性靶點、惡性價格戰，轉向如何優勢互補，思索如何在2025至2035年黃金十年，共同建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亞洲創新生態圈。為了評估兩岸新藥開發的真正實力，我認為有必要從三個關鍵維度來觀察。在專利品質方面，中國受惠於國家級新藥開發專案，單株抗體、抗體藥物複合體（ADC）、及CAR-T細胞療法專利申請量居全球第二，並已形成全球第二大ADC研發聚落，其核心產業特色是速度與規模；臺灣則在中研院的引領下，走出小而精、深而準的路線，在蛋白質工程、穩定表達系統、癌症訊號傳導途徑及小分子激酶抑制劑等領域，維持著高原創性及學術引用率，這也是臺灣非常驕傲之處。人才方面，中國具有三大優勢：高端海外人才的回流、臨床研究工程師的巨大紅利、大規模的轉化；臺灣則勝在醫師科學家高密度及深厚的國際連結，臨床試驗數據值得信賴。兩者形成精密的齒輪和龐大的動能體系，高效嚙合。最後，在政策治理方面，中國大陸自2017年加入ICH後，推動藥品改革，建立綠色審批通道及國家醫保談判制度，加速了創新藥物在中國和全球的商業化；臺灣自2008年起與ICH標準同步，TFDA審評與FDA審評高度一致，透過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，租稅優惠延長至2031年，使其成為亞洲最值得信賴的法規遵循基地。如果兩岸能在三大領域展現協同潛力，例如，在ADC和多特異性抗體領域，中國在連接子（Linker）和載荷（Payload）技術以及大規模臨床試驗能力上領先，全球70%的活躍ADC公司和產品來自中國；臺灣則在穩定表達系統和抗原篩選上具有獨特之處，兩岸整合將可大幅提升藥物穩定性和安全性。還有細胞及基因療法（CGT）領域，中國大陸約佔全球臨床案例的47%至66%。臺灣則在製程自動化控制與QC/QA方面具有國際優勢，若能合作，有望建立亞洲首個CGT生產品質標準體系。在AI藥物開發和數位醫療方面，中國大陸雖然擁有全球最大的醫療大數據，但臺灣具備世界領先的資通訊能力與AI晶片設計能力，透過演算法＋數據的整合，兩岸合作被視為超越歐美研發體系的關鍵路徑。展望未來，我認為兩岸必須在三條路徑中做出選擇：第一，延續同質性競爭。以PD-1抑制劑為例，中國大陸已上市產品超過十種，導致市場競爭激烈並縮短了新產品的生命週期；第二，保持CRO/CDMO領域的碎片化合作，將缺乏整體戰略一致性；第三，以「亞洲特有疾病」為突破口，共同定義藥物開發標準，建立從研發到臨床再到市場的流通體系，共同爭取全球定價權，這是兩岸佔據全球生醫制高點的唯一途徑。我個人支持第三條路徑。為此，我提出六項具體建議，包括建立兩岸生醫數據互認區，優先針對罕見病、孤兒藥開闢綠色通道；建立兩岸生醫加速器基金，彌補早期研發投資缺口；成立亞洲法規協調小組，啟動CGT與AI醫學審查標準對話；組建CDMO供應鏈韌性聯盟，整合中國大陸產能與臺灣先進工藝；強化生醫青年人才領航計畫，每年培養至少500名具備兩岸視野的高階人才；以及推動中醫現代化及國際化，整合臺灣標準化技術與中國大陸中藥資源。從過去產業合作的實踐角度來看，已證明合適的商業合作模式會產生「1+1>2」的協同效應：第一，我認為可以採行「接力跑」的授權模式，讓臺灣完成早期化合物發現及概念驗證，再授權中國大陸藥企進行多區域三期臨床試驗，將研發週期從12年縮短至8年；第二是CDMO技術輸出模式，結合中國大陸大規模生產與臺灣精細化技術，創造成本與品質的雙重優勢；第三，強化東南亞市場准入聯盟，共同搶佔這個預計人口超過7億、市場規模達500億美元的潛力市場。我也借鑒日本藥企的成功經驗，如第一三共透過ADC技術授權獲得超過60億美元里程碑款，武田透過收購Shire佈局罕見病，以及安斯泰來與輝瑞合作進入全球市場。這些都證明了真正的競爭對手從來不在近場，而是在全球市場。展望未來十年，臺灣的精深必須與大陸的廣闊高遠相遇，唯有如此，我們才能在政策、產業、學術層面，共同推進制度保障、合作專案和基礎研究。兩岸才有機會攜手，引領亞洲生醫創新走向互補、共贏、進階的亞洲黃金十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