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南向政策邁入第十個年頭，地緣政治與供應鏈重建促使台灣企業分散風險。在製造業及資訊通信技術（ICT）領域，成效顯著。然而，在生技領域，進展明顯放緩：大多數公司仍處於探索階段，真正的市場立足點主要局限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少數案例。問題不在於空談，而在於產業現實——生物科技並非像工廠流水線那樣可以「移動」的行業；它是一個受到醫療體系、報銷制度和治理機制嚴格監管的行業。

首先，東協十個市場在醫療保健和保險結構方面差異巨大：報銷處方集、全球預算、醫院與零售藥房的比例、招標和採購機制以及價格控製或參考定價都因國家而異。藥品法規、臨床和上市許可途徑、GMP檢查以及藥物警戒要求也同樣參差不齊。這意味著「從中國轉移訂單→在東協回升」的製造業思維模式並不適用於生技領域。如果台灣企業依賴低門檻仿製藥作為核心產品，它們將陷入紅海價格戰，幾乎無法獲得市場准入或利潤。

因此，產品組合必須向高端市場邁進：高價值品牌仿製藥、特殊製劑（注射劑、控釋劑）、生物相似藥、關鍵原料藥，甚至化學製造、控制與製造（CMC）/技術轉移和合約生產與開發（CDMO）服務，才能獲得議價能力。這項升級必須建立在「證據-品質-合規」三位一體的基礎之上：以真實世界數據支持成本效益敘述；實施品質源於設計（QbD）和彈性供應鏈，以確保供應的連續性；並滿足特定市場的規定（例如，印尼的清真認證、標籤語言、當地批次放行檢測以及有效的藥物警戒系統）。

市場進入應遵循分階段的3-5年路線圖：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可以作為區域樞紐和概念驗證市場，但成長動力在印尼、越南和泰國。印尼強調在地化和政府採購—及早規劃本地合作和產能至關重要。泰國的全民健保體系已經成熟，仿製藥競爭激烈；進入市場需要差異化配方或以醫院為中心的解決方案。越南正處於醫療保健建設階段；審批速度和合作夥伴選擇決定了發展速度。定價應分級且具適應性，平衡公立、私立和自付費用人群，避免被單一招標「鎖定」。

合作模式比資本支出更重要：與當地藥廠合作開發或合約生產；與經驗豐富的監管顧問組成註冊團隊；並與領先的經銷商合作，引導醫院上市。利用關鍵意見領袖網絡和繼續醫學教育，提升處方醫生的接受度。在整個過程中，設計可衡量的關鍵績效指標 (KPI)——准入里程碑、醫院上市率、投標中標率和藥價合規指標——這樣策略就不會淪為一份簡單的「禮節性拜訪清單」。

文化和治理往往決定成功，但卻常被低估。宗教、語言和就醫習慣直接影響藥物的接受度和教育策略：印尼的穆斯林占多數的社會重視清真食品和兩性交往規範；泰國的佛教文化和公共部門的角色影響著處方環境。在公司治理方面，強而有力的反賄賂合規、數位化審計和供應可追溯性是避免在招標和採購中暴露的基礎。建立即時的本地藥效評估和品質事件通報機制。

最終，生物科技的新南向議程必須從「政策標籤」演變為「營運體系」。利用產業協會和跨境產學研平台作為橋樑；匯集擁有多年東協經驗的華僑和本地專家，制定可複製的市場准入和監管營運方案。在內部，聘請熟悉東協實際的從業人員，避免將以台灣為中心的視角投射到本地需求上。當產品組合提升到價值鏈的高端，合規體係日趨成熟，本地合作夥伴關係不斷深化，文化治理能力逐步到位時，新南向政策將不再只是像徵性的，而是成為台灣生物科技產業真正的成長曲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