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岸生技產業競合：從競爭到共建亞洲創新生態系

   回顧2016至2025年，全球生命科學發展迎來了典範移轉最關鍵的十年。  我將點出數項生技醫療的關鍵性突破，包括免疫腫瘤學的崛起、再生醫學商品化、mRNA技術的進展以及生成式AI賦能藥物開發，這四大浪潮重塑了新藥開發的規則並轉變了產業生態。面對這個歷史性的機會，兩岸生技醫藥產業正處於結構性的關鍵節點，必須從重複性競爭、同質性靶點、惡性價格戰，轉向如何優勢互補，思索如何在2025至2035年黃金十年，共同建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亞洲創新生態圈。

為了評估兩岸新藥開發的真正實力，我認為有必要從三個關鍵維度來觀察。在專利品質方面，中國受惠於國家級新藥開發專案，單株抗體、抗體藥物複合體（ADC）、及CAR-T細胞療法專利申請量居全球第二，並已形成全球第二大ADC研發聚落，其核心產業特色是速度與規模；臺灣則在中研院的引領下，走出小而精、深而準的路線，在蛋白質工程、穩定表達系統、癌症訊號傳導途徑及小分子激酶抑制劑等領域，維持著高原創性及學術引用率，這也是臺灣非常驕傲之處。人才方面，中國具有三大優勢：高端海外人才的回流、臨床研究工程師的巨大紅利、大規模的轉化；臺灣則勝在醫師科學家高密度及深厚的國際連結，臨床試驗數據值得信賴。兩者形成精密的齒輪和龐大的動能體系，高效嚙合。最後，在政策治理方面，中國大陸自2017年加入ICH後，推動藥品改革，建立綠色審批通道及國家醫保談判制度，加速了創新藥物在中國和全球的商業化；臺灣自2008年起與ICH標準同步，TFDA審評與FDA審評高度一致，透過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，租稅優惠延長至2031年，使其成為亞洲最值得信賴的法規遵循基地。

如果兩岸能在三大領域展現協同潛力，例如，在ADC和多特異性抗體領域，中國在連接子（Linker）和載荷（Payload）技術以及大規模臨床試驗能力上領先，全球70%的活躍ADC公司和產品來自中國；臺灣則在穩定表達系統和抗原篩選上具有獨特之處，兩岸整合將可大幅提升藥物穩定性和安全性。還有細胞及基因療法（CGT）領域，中國大陸約佔全球臨床案例的47%至66%。臺灣則在製程自動化控制與QC/QA方面具有國際優勢，若能合作，有望建立亞洲首個CGT生產品質標準體系。在AI藥物開發和數位醫療方面，中國大陸雖然擁有全球最大的醫療大數據，但臺灣具備世界領先的資通訊能力與AI晶片設計能力，透過演算法＋數據的整合，兩岸合作被視為超越歐美研發體系的關鍵路徑。

展望未來，我認為兩岸必須在三條路徑中做出選擇：第一，延續同質性競爭。以PD-1抑制劑為例，中國大陸已上市產品超過十種，導致市場競爭激烈並縮短了新產品的生命週期；第二，保持CRO/CDMO領域的碎片化合作，將缺乏整體戰略一致性；第三，以「亞洲特有疾病」為突破口，共同定義藥物開發標準，建立從研發到臨床再到市場的流通體系，共同爭取全球定價權，這是兩岸佔據全球生醫制高點的唯一途徑。我個人支持第三條路徑。

為此，我提出六項具體建議，包括建立兩岸生醫數據互認區，優先針對罕見病、孤兒藥開闢綠色通道；建立兩岸生醫加速器基金，彌補早期研發投資缺口；成立亞洲法規協調小組，啟動CGT與AI醫學審查標準對話；組建CDMO供應鏈韌性聯盟，整合中國大陸產能與臺灣先進工藝；強化生醫青年人才領航計畫，每年培養至少500名具備兩岸視野的高階人才；以及推動中醫現代化及國際化，整合臺灣標準化技術與中國大陸中藥資源。

從過去產業合作的實踐角度來看，已證明合適的商業合作模式會產生「1+1>2」的協同效應：第一，我認為可以採行「接力跑」的授權模式，讓臺灣完成早期化合物發現及概念驗證，再授權中國大陸藥企進行多區域三期臨床試驗，將研發週期從12年縮短至8年；第二是CDMO技術輸出模式，結合中國大陸大規模生產與臺灣精細化技術，創造成本與品質的雙重優勢；第三，強化東南亞市場准入聯盟，共同搶佔這個預計人口超過7億、市場規模達500億美元的潛力市場。

我也借鑒日本藥企的成功經驗，如第一三共透過ADC技術授權獲得超過60億美元里程碑款，武田透過收購Shire佈局罕見病，以及安斯泰來與輝瑞合作進入全球市場。這些都證明了真正的競爭對手從來不在近場，而是在全球市場。展望未來十年，臺灣的精深必須與大陸的廣闊高遠相遇，唯有如此，我們才能在政策、產業、學術層面，共同推進制度保障、合作專案和基礎研究。兩岸才有機會攜手，引領亞洲生醫創新走向互補、共贏、進階的亞洲黃金十年。